在指导推进中国同英国的关系时，他提出“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”。在指导推进中国同印度的关系时，他指出，在宣传上，“应该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”，强调“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”。后来，周恩来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这一重大外交活动中，再次高超地运用了求同存异的方法。他以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，提出了既讲分歧点又讲共同点的公报草案，令尼克松、基辛格为之叹服。他提出“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，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，努力寻找共同点，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”。打开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正是按照这一方法进行的。同样，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是按照周恩来指出的途径——经过中日“双方的努力，充分协商，求大同，存小异”去实现的。怎样才能和平共处？周恩来的观点是：“先把双方不同的立场说清楚，然后找共同点，这才是诚实的态度，这样才能相处下去。”

　　在内政管理中，如何处理不同思路、不同性格、不同方面的人的关系？如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？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求同存异。1950年8月，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，周恩来作《建设与团结》的讲话时指出：“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人们的智慧、才能、性格各有不同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。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。善于团结的人，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。”“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，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。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。”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？周恩来仍然强调坚持求同存异。他指出：“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，接受他们的好意见，丰富我们的主张。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，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。”